2020 年初的非洲蝗灾为什么会如此严重?有何对策?

图片:一个男人在流浪 / 知乎 《2020 年初的非洲蝗灾为什么会如此严重?有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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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人因新冠病毒而对空中飞舞的蝙蝠谈之色变时,埃塞俄比亚裂谷的农夫们也正紧张的注视着北侧天空的一抹绯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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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前,台风梅库努(18 年 5 月)和鲁班(18 年 10 月)意外地袭击了红海两岸的沙漠地带,到了次年 1 月初,蝗灾的序曲就已经在厄立特里亚和苏丹的平原隐隐闪现。在当月底,一个蝗群跨越 300 公里宽的红海,另一支则向埃及缓缓移动。尽管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调度下,周边各国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扑杀措施,但 19 年底的异常降雨还是让这些努力付之东流——时至今日,至少有 3 场蝗灾在非洲之角、印巴边境与伊朗南部,以及红海两侧持续涤荡,其中尤以非洲之角的蝗灾最为严重。

盘踞在这里的蝗群破坏力极大,规模为一平方公里的蝗群一天就能吃掉 3.5 万人的口粮,该地区 1190 万人的粮食供应受到蝗灾直接威胁。根据 FAO 2 月 9 日的通报,蝗群已经越过了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边境,而在萨赫勒地区的西侧,零星的蝗群也已经被观测。更悲观的是,已经进入孵化期的蝗群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按照 FAO 判断,蝗灾的扩大趋势可能会延续到今年 6 月,届时,蝗群规模甚至可以增长到当下的 5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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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赫勒地区:北非撒哈拉沙漠和中部苏丹草原地区之间的狭长地带的统称,在历史上即是著名的蝗灾频繁地

无论是萨赫勒地带还是中东的荒漠,蝗虫都并非稀客,但最富于想象力的观察者,也不会将它们与漫天蔽日的蝗灾联系起来——本地的蝗虫胆怯又迟钝,如果没有星光的庇护,它们便宁愿凭借单调的保护色潜伏在植株间一动不动,这些偏好独居的蝗虫甚至在同类靠近时也会羞涩地躲避,这显然和那些在烈日疯狂合群黄黑色(成熟)或粉色(未成熟)“死神”们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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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灾从何而来,又将如何消去?

在鲍里斯·彼得洛维奇.尤瓦洛夫(Boris Petrovitch Uvarov)揭开谜底之前,这两个纠结了生物学与环境学的复杂问题,无从解答。

1920 年,举家从第比利斯(今格鲁吉亚首都)迁到伦敦的尤瓦洛夫终于得以摆脱生活的困顿,抽出精力聚焦到中东地区那“两种”截然不同的蝗虫身上。他敏锐地发现,尽管外貌和习性差别巨大,但从解剖学角度来看,它们似乎是同一个物种,他将其命名为Schistocerca gregaria——沙漠蝗。然而,为什么昼伏夜出又生性孤僻的沙漠蝗,又能表现出聚集成型、危害人间的一面?尤瓦洛夫认为,气候或许是促使沙漠蝗摇身一变的那把关键的钥匙。

“蝗虫之父”尤瓦洛夫找到了寻求解答的方向,但真正揭开这个谜底,却还要等到八十年后。

2005 年,牛津大学的史蒂芬·辛普森(Stephen Simpson)开始着手找寻那把尤瓦洛夫未曾找到的钥匙。他发现,在大部分时间里,严酷的沙漠环境只能维持稀少又分散的植被,适应了这种生境的沙漠蝗自然也偏向于分散生活,但当沙漠迎来异常的降雨后,休眠的植物骤然生长,以此为生的蝗虫也随之大量繁殖。但干旱终归是沙漠的主角,昙花一现的沙漠繁荣不能长久,不断紧缩的食物迫使突然涌现的大量蝗虫不断聚集到持续萎缩的剩余植被上。

知识点:在同样饱受蝗灾肆虐的中国中原地带,这样的蝗虫聚集更为直接——原本稳定的植被只需经历一场旱灾就会缩减,而原本稳定的蝗虫为了追寻不断减少的植被,也将不可避免的越凑越近。古代中国的许多观察者已经注意到蝗虫和干旱之间的某种联系,但在朴素的“天人合一”思想下,中国人在面对位列“水旱蝗”之一的蝗灾时,常常陷入“天人感应”的窠臼——“和气蛊蠹化为蝗”,统治者深信,蝗灾是上天对自己过错的惩戒,然而官方的祭拜失效后,民间的祭祀更是五花八门,在祭拜驱害之神的八蜡庙无功后,便直截了当的修建专门祭祀虫王的虫王庙,而虫王庙也不得灵验后,有转而祭拜传说能驱蝗的刘猛将军,在蝗灾肆虐的黄河流域,一时间三庙林立。

显然,越来越少的植被无法维持如此庞大的虫群生存,迁徙,成了决定族群存活的关键。但漫长的迁徙显然并非这些喜好独居又势单力薄的蝗虫所能应对的,它们必须形成一个数量足够庞大又紧密的集群,以便在经过长途飞行的巨量损耗之后,还能保留下足够维持族群繁衍的规模。

孤立的蝗虫亟待一场习性上的转变,而开启变革的秘密正藏在它们的大腿上。在蝗虫的后足上节部分,有许多接受机械刺激的神经接收器,当越来越多的蝗虫不可避免的肩摩接踵起来时,腿部的相互碰撞打开了这个危险的开关,神经的冲动让沙漠蝗释放苯乙腈,气味的集结号飘荡在空中

知识点:各种蝗虫的聚集信息素并不相同,在本次非洲蝗灾的主角沙漠蝗身上,苯乙腈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在中国常见的亚洲飞蝗身上,则主要是环己醇、 2,5- 二甲基吡嗪、壬醛、苯甲醇、(2,6,6- 三甲基 1,4- 环己二酮等

现在,蝗虫不再是一个体重只有 2.5 克的个体,它们共同组成的集团是世界上最为澎湃的力量。1875 年,肆虐在北美密苏里南部的落基山岩蝗蝗灾,蝗群广达 51 万平方公里,12.5 万亿只蝗虫所到之处,足以荡尽一切绿色。而尽管自身的飞行能力并不出色,但蝗群和风的结合却可以将征伐的路途拓展到令人咂舌的地步——跨越红海对它们来说不值一提,1954 年,西北非的蝗群曾一路蔓延到英国,1988 年,萨赫勒的蝗群只用了 5 天就跨越大西洋,出人意料地出现在 5600 公里之外的加勒比海岛上空,在喷气式飞机普及之前,螺旋桨客机的机师们甚至常常能在 3 公里的高空与浩荡的蝗群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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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技术的进步给了我们更多迎战蝗灾的手段,中国的灭蝗成就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大量使用化学农药之后,肆虐中原的蝗灾终于在 60 年代消解。1986 年,中国从美国引进了蝗虫微孢子Nosema( Paranosema) locustae,这种真核病原微生物不仅可以直接致死,还能极大地削减蝗虫的繁殖力,由此产生的亚致死作用限制了蝗虫的数量和集群能力。与之类似的蝗虫病毒、病原线虫,以及通过转基因技术产生的毒性更强的真菌,亦可以起到类似的效果。

但吊诡的是,与日益丰富的对抗手段一同增长的,却是不断频繁的蝗灾爆发趋势。即便在大多数国民已经将蝗灾淡忘的中国,蝗灾依旧存在。得益于高原的阻隔,非洲和中东的沙漠蝗几乎不会影响到中国境内,但原本肆虐中原的亚洲飞蝗、东亚飞蝗蝗灾依旧在东北和华北地区时有发生。而在中国西部的内蒙、新疆、西藏、四川和甘肃等地区,草地蝗灾的发生规模和频率在 90 年代至今不断攀升——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草原蝗灾年均成灾面积达 1000 万公顷,每公顷损失鲜草达 600 公斤

如此高强度地使用农药和灭蝗微生物手段都无法彻底扑杀中国的蝗灾,在技术手段更落后、人力投入更匮乏的非洲、中东和澳大利亚等地,蝗灾的势头便更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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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蝗虫正是检验一地生态稳定的最好标准。空中喷洒农药、病原微生物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蝗灾炸弹”的威力,但更积极的应对措施,应当是掐灭将其引爆的引信。

回顾蝗灾爆发的机制便不难发现,古代中国的蝗灾肆虐,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森林砍伐与耕地开垦,同样的故事也在萨赫勒地区一再上演,由此带来的水资源失调和生态多样性丧失,让蝗灾爆发失去了最后的防线。而在今日东非肆虐的蝗灾,也应从日益变暖的印度洋里寻找答案——过去两年的异常降雨,正是全球变暖大背景下气候极端化的冰山一角。如同追求利益的冲动压制了理性,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催发了聚集信息素在蝗虫体内涌动。

一百年前,尤瓦洛夫找寻着故事的起点,而面对如此伟力,今日的我们盼望着看到故事的终结。

可通往终点的道路到底在哪里?

非洲之角的蝗虫静待着风,非洲之角的人们迎着命运的捉弄。风不能为我们指引方向,前行的指针在我们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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